我是個有名的拖稿大王，只因為總想把文章寫得盡善盡美，卻總是令編輯同事頭痕，不到死線絕不提前交稿。本周一，當中國組的同事向我約稿，我仍習慣性的問了deadline是何時，既然是生前辦葬禮，總要準備的妥妥當當、體體面面才好。現實卻是比預想更倉促，看着老同事一個個用輕鬆的筆觸回憶自己的蘋果生涯，我卻仍在費盡思量的告別。

我是個逃兵，當國安找上家門，選擇合作必然要埋沒良心，不合作便要處處遭人掣肘，只好匆匆的結束了自己的記者生涯，羞愧的和老細說對不起給中國組找了麻煩，老細反而代表總編輯給我致歉，說讓我受驚了。沒有和同事們好好告別，不告別也有不告別的好處，就好像自己並沒有離開一樣。這種感情並非恐懼、並非怨懟、並非不甘，只是遺憾，還有很多想做的訪問沒有完成、很多故事沒有寫好，今天也許很多記者朋友有這樣的感受。

中國組對香港人有甚麼意義呢？一方面是中國繁複的官話文章體系和「克里姆林宮學」，需要有「繙譯者」將之解碼成為普通人簡單易懂的政策分析，同時對隱藏的真相挑戰、質疑和不斷地追問。另一方面，在官方話語和宣傳佔絕對壟斷地位的時候，更需要有人去書寫那些無人關注的生命和他們的傷痛。

如果說中國是座大山，有的記者大可以坐着直升機一覽壯麗山河，你可以報道這座大山的海拔、植被、溝壑和氣象萬千，這些官媒都在做、小媒體都在炒，沒有問題；然而香港記者的工作是會從山腳下一步一個坎，翻山越嶺，看山中的一草一木、一流水一落花，信手撿來樹上的一顆蘋果嚐嚐滋味，間中還要躲避山中猛獸追趕。你可以說他們目光短淺、視野狹窄，但是往往這些報道才來的有人性有關懷，這些才是更實在的世界，不是嗎？

而且，香港人不看中國新聞總是會吃虧的，看過了一個個「被嫖娼」的故事，上去採訪就必須要謹言慎行，幾天的奔波訪問下來，就是筋骨再僵也斷然不敢去做按摩，就是怕「瓜田李下」當地沒事也給你造出事情來。於是你才發現2019年就真的有港人在深圳遭此待遇，更有2021年發生在香港的處長級嫖娼事件。這麼想的話，也許中國組是對於《蘋果》的結局最有心理準備的。

鋼筆總是寫到墨乾再吸滿墨水、筆記本總是能寫滿了再換新的，那些龍飛鳳舞的潦草筆記拿在手中，就好像活着一樣流淌開來，不會止息。

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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