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本欄建議非挺董人士，推舉余若薇或吳靄儀出來與董建華競逐第二屆特首，以挽救香港《基本法》被踐踏的合法性危機。筆者的建議沒有得到回應，是意料中事。只是有讀者在本欄的網頁留言，說筆者的建議「太理想化」，筆者卻不能認同。因為照筆者看來，實在是民主派的選委會成員太執着於理想，不願意作政治上的妥協，此議才得不到回應。
根據香港政策研究所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董特首與特區政府近期的民望有輕微上升，而立法會的民望卻下跌。這是甚麼原因？值得民主派人士深思。按道理過半數市民認為董不應連任而他執意演獨腳戲，加上近來失業率持續上升，董伯面對經濟沉淪卻束手無策，民望應下降才是；而較多在媒體發言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一直杯葛董伯的連任，也應較孚民望。為甚麼民調顯示相反的方向？
筆者認為，除了立法會議員因出訪乘坐機位問題爆發醜聞這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絕大部分比較現實，他們對董伯不滿，但別無選擇，在這種情勢下只有接受現實，改為寄望於董伯和特區政府能自我完善。
但民主派選委會成員卻不接受現實。他們不僅不推舉候選人參與《基本法》所規定的選舉特首的遊戲，而且還杯葛董建華競選辦邀請他們出席的閉門會議，部分民主黨成員甚至表示拒絕出席本月三十日在會展舉行的公開諮詢大會。
杯葛董伯的諮詢會議，除了彰顯民主派人士的民主信念、他們的心志純潔、道德高尚之外，對香港市民毫無好處。沒有他們出席諮詢，董的諮詢會議照樣進行，他也照樣可以當選。沒有他們出席諮詢，就少了他們代表許多市民的意向，少了他們的發問，也少了給董在下屆執政時應有的壓力。閉門會議雖是閉門，但會議及選委成員可將會議內容向傳媒公開，傳媒和公眾可清楚了解他們向特首提出甚麼尖銳問題，而特首的回答是否令市民滿意。
德國社會思想家韋伯，曾對現代從政人士提出了「責任倫理」的觀念。所謂「責任倫理」，就是從政人士不能只憑主觀意圖行事。主觀意圖再好，心志再純，理想再高超，在現實政治的形勢下，通常也不容易實現他的意圖。從政人士的政治行為必須熟慮其可以預見的後果，並對之負責。這就是「責任倫理」。從行為的後果即「責任倫理」出發，政治人物有時需要作必要的妥協，而這種妥協也未必符合從政人士的信念，比如民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