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三十一年前，正當越戰打得十分吃緊，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有一個叫艾斯伯格的人，將一份四百多頁、有關二十多年美國如何介入越南的機密文件，偷了出來，交給《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二日開始連載，這就是舉世震驚的《五角大樓文件》。

資料未構即時禍害
刊登兩天後，美國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止《紐約時報》繼續發表。六月底，這個案件鬧到美國最高法院，結果最高法院裁決《紐約時報》有權繼續刊載。大法官說，除非美國政府能夠提出有力證據，證明發表某文件足以造成立即而無法彌補的嚴重禍害，美國政府才能禁止報紙刊登該文件。
《五角大樓文件》的刊載正處於越戰方熾時期，是否會造成「立即而無法彌補的禍害」還可以有爭論。台灣《壹週刊》刊登的機密資料，則可以確定不會造成「立即而無法彌補的禍害」矣。
台灣國安局發表聲明，並沒有否定《壹週刊》所刊機密文件的真實性，只說「基於維護國家安全與整體利益之必要」，於是在《壹週刊》付梓之際，當局採取搜索、扣押已印刊物的行動。問題是，若未經法院裁決，如何證明國安局的做法比保護新聞自由，更能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呢？國安局長蔡朝明為機密文件所揭露的內情作辯護，他說：「國安局做情報工作，用非常手段達成維護國家安全利益，是法定職責之內，何況，古今中外都一樣。」既如此，機密文件內容就有古今中外認可的正當性，並非醜聞，那又何須查扣呢？
查扣、沒收剛印好的報刊，不是法治社會應有的行動。即使對媒體採取行動，至少也要經過法院的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