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以左翼進步思想招徠，吸引無數青年及愛國者追隨。本質為列寧式政黨的中共，始終以革命之名實行獨裁，延安整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接一波的血腥政治運動，殘酷與腐敗程度比國民黨過之而無不及，生靈塗炭數以千萬計。上世紀的理想早已在艱難探索與實踐中幻滅，在社會主義外衣之下，是赤裸裸的權貴資本主義。紅色江山百年跌宕來到第五代，習近平猛然重回毛澤東時代的偶像崇拜、個人集權，如斯的政治返祖看似個人因素，卻又有着歷史的必然。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卻沒有帶來希望。一方面官僚腐敗，軍閥割據，另一方面是列強對中國的予取予攜，躁動的知識分子與青年苦思富強良方。彼時，陳獨秀於1915年創立的《新青年》雜誌提倡社會變革和政治運動，宣傳民主與科學，抨擊及批判儒家學說，中後期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在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影響了毛澤東及其同代人。俄國於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後，蘇聯1919年發表的《加拉罕宣言》，宣稱放棄帝俄在中國的所有特權，對比列強的貪婪，蘇聯頓成君子，民國的共和制及議會政府受到普遍的質疑。

美國歷史學家馬思樂在其經典作品《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分析，馬克思主義當時被視為最先進的精神產品，蘇聯不再對中國實行帝國主義政策，故此受到既要否定中國傳統，又擯棄西方支配的中國知識分子歡迎，「接受俄國革命，成為共產主義者，是尋求改變中國社會的具體政治行動方案的出路。」

然而，馬克思主義只是理想國的藍圖，列寧主義才是實踐法則，合二為一變成「馬列主義」。作為世界共運的革命先驅，列寧消滅異己的理論被奉為圭臬，中共很快就活學活用。1926年，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中共認為國民黨反共者於江西成立的小形組織「AB團」已混入了黨內，導致1930年春的肅「AB團」運動。歷史學家高華在其鉅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指出，毛澤東將「對敵鬥爭」應用到黨內鬥爭，「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毛的個人權威得到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中共黨史的學界共識是，肅AB團運動是中共殘酷黨內鬥爭的開端。

毛澤東大權在握，但要真正成為具實權的最高精神領袖，就要建立類似「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中共長征逃亡抵達延安後，毛澤東迎來機會，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三部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助擺脫唯蘇共和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局面，使「農村包圍城市」等毛澤東革命主張能夠順利執行，也讓中共這個「外來政黨」更能迎合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故毛澤東有充份理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地政治學者吳強指出，中國的碼頭工人、貧農等才是真正底層階級，亦是中國革命特殊之處，把這種底層階級變成政治力量，是毛澤東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人之處，儘管他認為馬克思中國化實質是借了馬克思的殼，去實行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底層政治。

同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共復辟傳統封建階級的絕佳藉口。當時延安的內部民主幾已絕迹，「食分五等，衣看三色」，投奔延安的先進青年失望透頂。左翼精英王實味直斥，在「民族形式」掩護下，中國專制主義的舊傳統已嚴重侵蝕了中共的肌體。1942年3月，毛澤東宣佈延安整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而王實味一個月後以散文《野百合花》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同年被捕兼遭扣上「五人反黨集團」帽子，成為毛澤東口中「壞的典型」。中共1947年撤出延安時將他秘密處死。

整風運動維持三年，告密成風，出現大量冤假錯案，黨員幹部遭到各種殘害，知識分子尤甚，有研究指整風運動導致超過一萬人死亡。至此，五四運動以來的自由民主精神，徹底被「領袖至上」等延安精神取代。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毛澤東思想」成為指導思想，保持紅色江山與毛的權威始終是中共的核心要領。延安整風的自我認錯、互相批評、爭相告密等方式，成為黨內鬥爭教科書，沿用至今。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學者馮崇義對本報指出：「從布爾什維克開始，共產黨落實為一個極權主義的制度框架和價值觀……共治整個社會，把個人的權力、產權徹底剝奪，把它歸到黨國頭，黨國控制一切。」如1950年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共根除「國民黨殘餘勢力」及「特工」等人，260餘萬人被捕，130餘萬人被監禁，超過70萬人被處決，冤假錯案無數。領袖至上的影響禍害甚廣，如無視科學與經濟常識的毛澤東於1959年發動大躍進，空喊「三年趕英，五年超美」，饑荒導致數以千萬計中國人餓死，多省發生食人事件。

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間，毛澤東借四人幫及紅衞兵之手，打碎一直妨礙及批評他的黨國官僚體系，文化遭催殘，經濟瀕臨崩潰。據估計數百萬至二千萬平民死亡，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於拘禁期間毫無尊嚴地病逝。文革初被打倒的中共元老薄一波晚年曾憶述：「毛主席的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麼說，大家就跟着怎樣做。」這話雖推卸了個人責任，但也反映出毛澤東其時的影響力確實無遠弗屆。

1976年，毛澤東病逝，文革浩劫告一段落。鄧小平掌握實權後，在黨內開始重建政治秩序，建立集體領導制，黨國踏入後極權時代的撥亂反正及改革開放。不過，由於中共合法性很大程度依賴於毛的革命成就，鄧小平等沒有徹底清算文革、始作俑者毛澤東、領袖至上的風氣，而是於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將毛澤東塑造成悲劇英雄：「（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着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

已故的中共黨史專家、前《炎黃春秋》編委何方在其作品《黨史筆記》寫道：「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等。十二大（1982年9月）後維護和宣傳個人崇拜反而比前一陣撥亂反正時期更加興旺起來，黨史上對毛澤東的隱惡揚善、造神造假活動迄未停止。」

儘管禍根未除，胡耀邦還是於1978年在鄧的首肯下執行了「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贏得知識分子讚許。左派與改革派紛爭不斷，改革開放大體上還是繼續推進，社會的自由氣息還是日漸高漲，學生對西方的先進思想如飢似渴。如值得一提的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未來》叢書，編者及作者為8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分子，代表了當時思想解放最前沿，向百廢待興的知識界提供外文學術譯作和原創著作，曾經一紙風行。另一邊廂，中國知識分子也對中國傳統文化提出嚴厲批判，如由央視創作的紀錄片《河殤》正是這種思潮的佼佼者。

然而，鄧小平的改革目標顯然不是民主，而是在不觸動原有政治體制的框架下，嘗試改良行政體制，其左右手趙紫陽的改革則以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為目標。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向本報憶述：「經過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啟蒙運動的影響，在兩任比較開明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政策推動下，八九民運的爆發可以說是必然的。」經濟開放後，中國社會出現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種種問題招來社會不滿，在胡耀邦死後，學生及市民群起悼念，官民矛盾迎來總爆發，導致後來中共所講的「1989年政治風波」。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以鄧小平下令清場，解放軍向學生開槍鎮壓告終，趙紫陽等溫和派被罷免，民主改革派黯然遠離政治核心。

漢學家馬若德及沈邁克合著作品《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提出，儘管鄧小平願意採取一切措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但）在有着文革記憶的鄧看來，給予人民權力很容易陷入暴民政治……唯一真正的基本原則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哈佛大學前教授傅高義也在其著作《鄧小平時代》分析過鄧的衞黨決心：「1956年鄧小平在莫斯科親眼目睹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損害了黨的權威，他決心維護中共的尊嚴……當鄧小平認為讚揚西方式民主之類的思想具有嚴厲批評中共的意味時，他會為維護中共的權威而作出堅定的反擊。」鄧小平不會公開迫害批評者，但一向手起刀落，毫不手軟，如率領反右、支持判處江青死刑等。

鑽研共產國家轉型的旅美學者程曉農向本報分析：「中共並不是在自由和極權或威權當中擺動，它的擺動一端是個人集權，一端是集體領導的……統治的方法在變化，絲毫沒有改變專制的本質。」他強調，從個人集權走向集體領導的過程，會出現一段時間的開明，一如赫魯曉夫批判史大林時的蘇聯。他強調，蘇聯沒對西方開放，中國則早在毛澤東時代已與美國有些合作，形成某程度的開放，使得年輕知識分子、大學生、教授認為自己掌握了歷史潮流，「民主怎麼可以反對？」。他語帶唏噓地表示，「共產黨是你一喊口號，它就架機關槍的。他們沒有估計到這種可能性。」

六四鎮壓後，整個社會的信仰不復存在，民眾沒有領袖崇拜，黨員沒有馬列主義信仰。江胡主政年間，經濟繼續開放，中國由權貴共治，權貴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受到的壓榨與日俱增。政治則相對沉寂，偶有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及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等中央政治局委員落馬，但主要是人事之爭，無關意識形態。可以說，主宰着江胡時代的經濟格言是「悶聲發大財」，政治格言則是「不折騰」。

社會方面，民眾還是能在微博、天涯論壇、南方報系媒體等媒界，熾熱討論時事及交流思想，公共知識分子也隨之冒起。中共亦尚且顧及國際形象，「隻眼開隻眼閉」，民眾確能感受到一絲自由。其中，隸屬南方報系的《21世紀環球報道》於2003年刊發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獨家訪問，內容包括李批評毛鄧獨裁、對毛澤東繼續造神、對黨史繼續造假等，哄動一時。報章後被勒令停止發行，但報道能面世，也反映出社會尋求改革的衝勁。

公民高漲的維權意識，在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2007年的「重慶釘子戶事件」等一系列事件能體現出來。曾長年在內地從事公益事業的楊占青向本報稱：「公民社會在零八年、零九年，是最好的時期。」他曾任職於知名人權機構北京益仁平，該機構參與全國乙肝就業歧視第一案等知名維權訴訟。他謂當時縱使有國安國保阻撓，但「政府沒有以執法的名義，或採取強制措施。」

社會擴大意味着中共控制的空間縮小，社會維權與黨國維穩的對立日益尖銳。示威、騷亂等「群體性事件」數量不斷攀升，光是2006年中國公安部公佈的已達到八萬多宗，實際數字可想而知。然而，中共疏導無方，落後於形勢，遂以武警、公安、城管去維穩，粗暴但快捷，去到周永康執掌中央政法委的時期越發惡劣，更成了一種體制維穩的路徑依賴。

「市場經濟再擴大，互聯網媒體再失控，共產黨政權和江山就會弄掉，整個集團就會崩解。」馮崇義認為當時習近平循着這個思路去判斷形勢，觀望了八年左右，2012年十八大後登上權力的頂峯。習決定保住紅色江山，其後不斷有內部講話外洩，稱蘇聯崩潰就是因為沒有理想、信念；習也倒行逆思，重新搞起毛澤東式的個人崇拜，把黨管一切重新做起來。上台不足兩個月，習近平即在2013年1月於中央黨校指出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及之後的30年「互不否定」，也足見其對毛澤東時期的維護。

習近平在黨內外所引起的爭議，遠遠超越江、胡。習沒有毛、鄧的政治威權，也沒有江的權勢，故此一上台就是反腐，先破後立，收歸權力。十八大以來，已有超過320名副部級官員幹部被處分，廳局級幹部更接近萬人；2014年7月起的一年內，習近平一口氣除掉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前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外界將上述三人連同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並稱為「新四人幫」。四人勢力土崩瓦解；江澤民的上海幫、胡錦濤的團派被邊沿化。

習近平的舊部則紛紛上位，如被稱為「之江新軍」的蔡奇任職北京市委書記、陳敏爾任重慶市委書記等。在擺平派系問題的同時，習在黨內以八項規定、七講七不講、六項禁令等，掀起整風運動，2013年曾直接引用毛澤東於延安整風的言論，如「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等言論，他對在各個場合的講話，對黨內「野心家」、「陰謀家」也亦念茲在茲。

習近平實質權力的提升，得力於幾個舉動。其一，2013年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域，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外界稱之為小國務院，打破了創自鄧小平，成於江胡的「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度，往一人獨裁的家長制發展。其二，2014年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籌起政法、軍隊、外交與安全系統，這是橫跨黨與政的機構，直接掌握黨內外的生殺大權。

其三，2018年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外界稱終身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入憲。這三部曲，加上鋪天蓋地的個人形象宣傳，「習核心」、「定於一尊」成形。總體看來，習近平儘管較多套用毛澤東的整黨及樹立權威鬥爭模式，但毛管大事、管戰略，習則想控制黨內各個領域與運作，幾乎在每個範疇都成立委員會，變成全國事務由委員會管，委員會由習管的一人獨裁狀態，徹底架空黨國。大概於2015年起，《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等外媒更戲稱他為「萬能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在民間，習時代的不自由，是很容易感受到的。最明顯不過的例子是他絲毫容不下戲謔及批評的文字，如小熊維尼、包子、陋習變陋刃，甚至「翠」（习是習的簡體字，卒即死）都成為敏感的字句。更不消說，習近平對維權人士、維權律師、非政府組織、家庭教會、自由派學者、任志強等異見者，發起雷霆萬鈞式掃蕩。

「他跟毛最大區別是，他沒有能力發動一場全國性、大規模、民粹主義、毛主義的運動，沒能把底層人民動員起來。」吳強分析， 習近平採取的，就以扶貧的方式、處理低端人口的方式，以全國化的警官政治，「為甚麼現在那麼強調城市治理，就是要把全國的底層凍結起來。」馮崇義也指出，毛澤東的極權是建立在全民的蒙昧之上，後極權是全社會放棄抵抗，「中國人是裝，裝信你，裝服你，世道人心變了，想拉回到極權社會是做不到的。」

中共今天的模樣，創黨人陳獨秀在其晚年文章〈我的根本意見〉絲毫不差地描述出來：「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類似的事，發生第一次是悲劇，如任由它發生第二次，就是鬧劇，馬克思也如是說。鬧劇正在上演，只是無人知曉距離高潮還有多遠。

《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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