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今日

找出說真話的家長

蘋果日報 2002/09/14 08:00


等而下之是典型的虛偽嘴臉,一眾高官一方面為教改搖旗吶喊,卻又急步把自己的子女放洋高飛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大家都在眾聲喧嘩,卻又在選擇性地發表不同身份下對自己有利的說話。
我推薦呂大樂這本書,並非在於其中他有任何特別過人的高超見解,而是想指出他如何坦誠面對自己幾重的角色──大學教授、家長、評論人,以及歸根究柢的知識分子身份,來展開對當前教育及親子文化的切身論述。
是的,人到中年(甚或不用到中年)往往會面對不同程度的建制約束;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呂大樂亦逃不了成為自己並不認同的教改方案之幫兇命運。同樣作為一個家長,他捫心自問親子活動如何可以「優質」進行,反省實用主義及工具主義主導的親子文化如何害人不淺,然後劈頭破除自己必然是好人的定位,而大膽去讓孩子獨自踏單車般放手成長。雖然他發聲的都不過環繞一些貼身的疑慮,但我認為這已揭示了如何把知識分子對權勢說真話的傳統,於個人的日常層面貫徹落實的表現──個人就是政治,也正是這重含意。

父輩的兩難位置
是的,正如薩依德(EdwardW.Said)於《知識份子論》所云:「這個世紀的主要知識活動之一就是質疑權威,那怕對象就是自己!」作為一個文學教授,不代表薩依德可以對公共政策置身事外;同樣作為一個社會學教授,呂大樂沒有遺忘說真話的傳統,和刻下各種一面倒的主流教育及親子論述對着幹死纏到底。他好像樂而不疲充當主流論述的「反派」角色:填鴨考試制度同樣有優點、大學生不如成年人想像般一定「有罪」,當然書內的標題作《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更明刀明槍揭示了立場。
事實上,眼前的教育及親子困局,絕非香港獨有的情況。八十年代日本的土居健郎於《依賴的構造》中,率先提出「無父社會」(thefatherlesssociety)的觀念來說明日本的社會狀況,當中最關鍵的就是父親已不能再承擔文化傳承的角色。
他指出在「無父社會」中的父親正好處於無能為力的兩難位置,一方面他們已直覺感知現代社會正走上危機之路(物化抬頭、工具理性主導一切),而從心底裏不欲子女盲目接受社化原則而置身其中;不過同時他們又代表了既定的法規原則,要把成年人的遊戲規條傳遞給下一代來維繫制度上的正常運作,否則便會連自己的立身之所也不保。由於處於上述的兩難位置中,令到這一代的父親都未能好好勝任作為文化傳承者的角色,甚至不少以工作繁忙作為逃避藉口來繞過問題,又或是埋沒良心為失焦的方向充當爛頭卒。由是問題一代傳一代的情況下惡化下去,不少人因而再不懂得如何去當一個父親──而這相信也勢將成為我們的未來報告。
謹以書中我最愛的一句送給大家作結:「我覺得總有一天,我們會為今天自己在大學校園裏所做的很多事情而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