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個星期日至星期三要赴京都參加由亞洲婦女基金舉辦，以《婦女與公義》為題的研討會。我素來絕少參加關於婦女的活動，今次例外，主要是做替工，國際司法人員委員會香港分會過去兩年代表分會參加這個研討會的女法官，今年抽不出時間。
參加研討會就要交論文。終於趕工完成，仔細閱讀基金的資料，才領悟到背後的意義重大。AsianWomen'sFund是一九九五年，日本政府用民間捐款和國家撥款成立的一個基金，源起在於一九九三年，在人權已逐步得到世人認同之下，日軍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所至，強迫當地婦女當「慰安婦」的行為受到廣泛討論及猛烈抨擊，日本政府接受譴責，承擔責任，除了公開懺悔和致歉之外，還成立了這個基金。
基金的目標分為兩個範疇，一是為過去作出補償，對以往的慰安婦提供賠償和援助，以減輕她們的痛苦和晚景的艱難。另一範疇是為改善將來，研究當前有關婦女的名譽和尊嚴的論題，包括婦女受到的歧視和人權方面的侵害。這次京都會議，就是後者範疇內的一項活動。
幸好本人的論文算是沒有選錯題目。人權、法律給予人權的保障、法律保障的實際效用三者之間，遺憾地常常存着距離。我的論文，就是就四種婦女群體——婦女勞工、外籍家務助理、面對家庭暴力的婦女及新移民婦女——討論這些距離，及可以拉近距離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