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恩（JamesDorn）

對二十一世紀的和平及繁榮而言，法治之下的經濟自由和有限政府這兩件事情極為重要。例如在南韓和台灣，全球化對擴大市場機制及促進政治改革居功厥偉。像北韓那樣堅拒融入全球經濟的國家，自然難以發展。全球化的批評者雖然願望良好，想要減輕貧困狀況及縮小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但欲達成這些目標，則須依靠經濟自由，而非仰仗政府干預。
干預自由貿易，硬性支配政府對政府的大型援助計劃，強行規定成為負擔的環保標準，制訂工資標準，處罰成功的企業家，這些做法皆不符合貧窮國家的長期利益。要提高生活水準，改善環境，降低戰爭風險，承諾推行全球化政策應是最佳策略。
中國正正樹立了最佳榜樣，顯示對外開放及建立長期正常貿易關係，帶來了良好效果。貿易自由化有助於中國非國營部門的成長，大幅地提高了人均收入，亦令公民社會呈現生氣勃勃的景象。

市場自由的秩序既是自然的，又符合道德原則。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其《夏日沉思》（SummerMeditation）中，闡述了這種自然的特性。他指出，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的自然經濟，唯一合乎理性，唯一導向繁榮，因為只有自然經濟才反映生活本身的特性。」
市場自由的秩序也符合道德原則，正如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張曙光所言：「在市場制度之下……最基本的邏輯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和地位平等。相關的道德原則……是互敬、互利和互信。」
中央計劃經濟的失敗，令市場經濟成為現今全球經濟中唯一切實可行的選擇。新生的市場經濟，如果能夠存在下去，並壯大起來，必將忠實地致力於推行經濟自由和有限政府。問題在於如何建立和維持結構性體制，以保護私有財產的權利和訂立契約的自由。面臨的挑戰在於，建立一套憲制自由，讓個人利益跟大眾福祉和諧一致，這樣市場規律和政治規律就會相符。
免除國內和國外貿易的法律限制，減小政府的規模，將增強經濟自由和繁榮。Gwartney、Holcombe及Lawson三人，考察了經合會成員國及其他六十個國家之後，在《凱托學報》上發表一篇研究報告，指出政府的大小與經濟成長竟成倒數關係，反而保障產權跟經濟成長有很明顯的正面關係。

要加強新生的市場經濟，首先必須考慮清楚使經濟生活非政治化的各種方法，例如對貿易、勞工轉移、資金流動和價格的限制，要知道減少規範會帶來的社會利益。只要打開政府控制的小缺口，市場就會湧現，貪污腐敗下降。
其次則須着手修改法律，以限制政府干涉正在開放的市場，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民眾透過市場取得財富，促使他們提出更多保障私有財產及修改法律的要求。這種進程正在中國出現，北京擬在今年三月修憲，為私有財產提供更多保障。
擴大全球自由市場，可幫助監督政府權力。市場愈開放，人便愈多方法逃避苛稅和規範，資金自會流向受保障的地方。
全球化增強了經濟自由，可將不情不願的政府推向市場自由化。削弱貿易壁壘、降低邊際稅率、限制政府開支、防止通貨膨脹等各項政策，均為走向繁榮的積極做法。總之，本世紀促進自由和繁榮的要素在於貿易，而非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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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副所長。凱托的專家學者會輪流供稿，逢星期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