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沙士一疫在港造成 299 人死亡，當中 42 名死者為九龍灣淘大花園居民。世界衛生組織於疫後發表調查報告，確認淘大花園 E 座的大爆發，與喉管有關。淘大花園有大部分單位，都更換了喉管，包括加設合規格的 U 型渠。

十多年後今日，疫情重臨香港，淘大當年喉管感染的問題，在全港各區重現。在油尖旺等「三無」（無業主立案法團、無任何形式的居民組織，及無聘用物業管理公司）大廈林立的市區舊區，疫情更是特別嚴重。即使政府封區強檢，但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曾警告，喉管問題一日未解決，三無大廈的居民，仍有再受感染的危機。

本身為測量師的前立會議員，現於奧克蘭大學任教的姚松炎，以及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接受《立場》訪問，同樣指出政府並沒有好好汲取沙士的教訓，加強對非法改動大廈喉管及對不適切居住環境的規管，白白浪費了沙士後改善居住環境的大好機會，對此政府「責無旁貸」。

姚松炎提到，雖然公營房屋及私樓雖亦會出現煙囪效應等情況令病毒擴散，但三無大廈的數個特點，如租值回報及欠缺管理，令到劏房較普遍，人口更密集，加上喉管接駁混亂及通風較差，都是更易成為病毒傳播媒介的因素。

要解決「三無」大廈的保養問題，姚認為政府應改變過去被動的態度，更積極協助有心維修但苦無支援的業主。在長遠城市規劃方面，伍美琴提出政府應全面檢視長遠的規劃政策，重新規劃及釋放新界棕地，將就業職位布置於市區以外，並要檢視建築物條例，確保更合理的住屋環境，「讓人住得更有尊嚴。」

因疫症封鎖大廈的場景，早已發生在 2003 年的淘大花園 E 座。當年 3 月底，染上沙士的淘大居民一天內由 7 人增至 85 人，當局隨後封鎖 E 座，並將居民送往隔離營。最終整個淘大花園有 321 人感染沙士， 42 人不治。

世衛其後展開調查，確認 E 座的大爆發，由多個環境因素構成，其中一個原因為不少排污喉管有破損或曾被改動，欠缺了用作阻隔氣味及昆蟲的 U 型渠（或稱U型聚水器），或沒有定期保持 U 型渠的水封令其乾涸，故當居民使用抽氣扇時，就會將病毒抽進屋內，亦在天井形成煙囪效應。

事隔近 18 年，淘大花園業委會透露，除了當年疫情最嚴重的 E 座已全數喉管，淘大花園其他座數，有約七成單位更換了合符規格的 U 形聚水器。

在今天另一場疫症下，通過渠管令病毒擴散的情況，分別在綠楊新邨、東發大廈、麗港城、麗晶花園、金威廣場、峰華邨、石蔭邨、彩雲邨、葵盛西邨、富亨邨及長青邨等，甚至在舊區三無大廈，屢次出現。

姚松炎及伍美琴，都不約而同在訪問中，提及其實在沙士疫情後，當局未有認真跟進來自學術界的意見，加強對違法改動喉管及不適宜居所的規管，令另一場疫症出現時，欠缺維修保養的樓宇繼續成為傳播病毒媒介。

「當年我們（大學學者）分別就樓宇設計及樓宇保養問題，向政府提交報告作建議。即使當時沒有還未有劏房這名詞，已知悉樓宇設計及喉管僭建失修的問題，在高密度多層大廈容易爆發疫情，但好言相勸都無人理。」姚松炎慨嘆。

翻查資料，當年如工程師學會及測量師學會等專業團體，都有向政府提出建議，如採用雙管設計，包括將一般污水渠及廢水渠分開、由註冊工人進行喉管工程、及強制檢查非公用喉管等，但政府置若罔聞，種種建議都沒有實行。

他續指，造成近 300 人死亡的沙士疫情，是本港建築史上「唯一一次大災難後，竟然沒有重大的政策或法例上的修訂。」

「浪費了一次改善（城市居住環境）的機會，好可惜不能從沙士的經驗汲取教訓。」他說

自沙士後，本港樓價就一直上升，連帶劏房亦不斷增加，問題無處理，更變本加厲。

伍美琴指出，沙士後政府雖然曾針對全港大廈的喉管進行巡查，「但好明顯做得唔好。」除此之外，就一直未有重視違規改動污水喉管問題，亦沒有對劏房進行適當規管，政府對問題「責無旁貸」。

「住屋權亦是人權，你容許市民居住於此等質素的地方，現時更構成了公共衛生問題，問題更嚴重了。」她說。

近期油尖旺、深水埗及九龍城等市區區域，成為第四波疫情下的「重災區」。《立場》統計由去年 11 月 1 日至今年 2 月 1 日期間的 6217 宗確診個案，油尖旺區已佔去近 16.8 %，或 1047 宗。個案第二多的觀塘區，則有 616 宗，而同有劃出檢測區域，排第三、四位的深水埗及九龍城區則有 496 宗及 480 宗。

而根據 2019 年政府的數據，油尖旺區內有 725 座「三無」大廈，即欠缺業主立案法團、沒有任何居民組織、以及沒有物業管理服務的樓宇，僅次於中西區的 821 座。無獨有偶， 2016 年的人口普查，亦顯示油尖旺區為本港最多劏房單位的區域。

「其實疫情亦不只在『三無』大廈或劏房爆發，歐美國家都同樣嚴重，香港整體上算是輕微。」

身在新西蘭的姚松炎表示，整體而言，本港的疫情亦有在公營房屋及私人屋苑發生，不過，他提出「三無」大廈的確會較容易出現劏房，而且他分析各地的疫情後，指出在 4 個因樓宇建築而加劇傳播病毒的情況中，有 3 個都與劏房有關。

「首先是人口密度，以新加坡為例，他們在首波疫情發生時，因外勞宿舍人口密集，結果造成大規模爆發，」

他解釋在香港的情況下，如本來設計上容納四人的單位，被劏成4個劏房，結果居民人數就增加了 4 倍。

人口密集之外，姚松炎指，另一令病毒更易擴散的原因，是不少劏房單位都曾改動間隔，「通風和空氣流動不理想，早已被研究證實居民較易出現哮喘、濕疹或皮膚病，故在密封而人口稠密的環境，一旦有病毒傳播會更為嚴重。」

此外，劏房亦涉及增加大量的喉管，以設各劏房內的廚廁。

他指，在沙士後急劇增加的劏房，同樣出現非法改動喉管的情況，造成滲漏。不過，即使政府及市建局通過強制驗樓計劃或提供津貼，他指出大廈的喉管仍是較常被忽略的部份。

最後，他提及大家都較熟悉，由大廈天井產生的煙囪效應，「不少唐樓，以至私樓以至公屋都有稱為內角（re-entrant，天井的正式名稱）或光井的位置，布滿喉管。如遇上剛才提到渠管滲漏的情況，萬一大廈有人確診，就會有機會通過此方式傳播病毒。」

姚松炎指，如在舊區劏房集中的地方， 四個條件都存在，就會有較大機會助長病毒急劇擴散。

相比有管理公司私人屋苑，「三無」大廈更易出現劏房，「因為如美孚新村等大型屋苑，雖然已有幾十年樓齡，但它們有較好的管理及維修，整個單位出租已可收取吸引的租金回報吸引，令業主沒有經濟誘因去分拆劏房。」

相反，因唐樓維修費用高，整個單位出租並不吸引，「有研究發現，只要將單位劏細，合共收取的租金可達到本來租值的 2.5 倍，令業主有出租劏房的動機。」姚說。

姚亦補充，除了唐樓單位樓價較低而較易入市，加上三無大廈沒有物業管理人員監管，不同於私人屋宇，會有物管公司制止非法改動間隔或喉管，故此業主在「三無」劏細單位的風險會較低。

伍美琴指出，本港就業機會集中於市區，但不少居民居於遠離市區的新市鎮，因此有人會選擇居於市區劏房，而不用長途跋涉去花時間在交通上。「咁多人要住係市區這些環境之中，產生公共衛生問題，實在很不理想。」

「當然亦有正在等待上樓的市民，」她補充，「另外就是一些少數族裔居民，因方便互相照顧或宗教原因，而聚居在一起。」

她亦指出舊樓不一定有問題，但由於不少業主租出劏房只為唯利是圖，當政府欠缺監管，就令惡劣居住環境的問題持續。

市區重建局 2017 年展開油旺地區規劃研究，或會提出新的重建策略，會否是解決「三無」大廈的出路？

姚松炎認為，等待重建是「遠水不能救近火」，如要協助「三無」大廈，政府改變其被動的心態，或會更有幫助。「以往政府會認為自己只負責執法，進行巡查及發出命令等，維修大廈是你們業主的責任。」

「但通過此種方式規管做法已實行多年，效果不彰。」

他指出「三無」大廈維修的困難之處，是要有業主能遊說，以及集合整座大廈的業主同意進行維修，「他要逐門逐戶叩門，十分困難。而且其他業主亦不一定肯一起維修，其實都好悲情。」

姚指如唐樓業主之間有分歧而未能開展工程，「大家都係咁高咁大」，過去或只能交由土地審裁處處理。

「政府可否作為一個較高權力，較有統籌力的機構去協助，如先為樓宇進行工程，之後再收回業主費用呢？」

另外，他亦認為可以提供更多技術支援及經濟誘因，如通過市建局提供免費顧問服務，或對已完成維修工程的大廈發出證書，從而令租金升值，效果或會較懲罰好。

而在長遠的城市規劃策略角度，伍美琴希望政府可嚴肅審視現已被破壞，生態價值較低的棕地，在做好規劃基建及公共交通等基建建設後發展住屋，並在新發展區提供足夠就業機會，令居民不用再長途往來市區。

同時她認為大家亦要思考，如何增加社區韌性，建立互信，特別是在較欠缺資源的基層社區。

「長遠亦要考慮如何為市民提供有尊嚴的居所，例如就算是新樓，亦是否可以採納一些通風或建築標準，杜絕納米樓等等？」伍美琴問。

此外，伍美琴亦提及世衛曾發表報告，指良好的社區網絡，有助抵抗疫症。

「因為通過這些社區網絡，市民可以互助，確認不同的消息。而一旦政府有政策要推出，亦會有對口單位較易處理。」但她認為，本港在社區網絡方面仍有改進的空間。

「社區網絡有幾個層面，如華人與少數族裔之間的溝通，又或市民與官員之間的溝通，是否有傾有講，但香港在此方面最弱。」她說。

撰文 / 採訪：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