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蔡玉玲之前，熟悉她的同事給我心理準備：「阿包（行內對她的暱稱）講新聞會好多嘢講，但個人嘢就無乜，佢可能唔係好慣講自己。」

談過後就發現，她不是故意隱藏，而是將個人的熱情、信念、生活中的大部份時間都貫注到新聞裡面了，以至她談及被港台停職後的日子時直言：「你記者的志業同你的人生價值觀係分唔開，如果突然有一日唔可以再做記者、以後唔可以再做任何採訪工作，我想像啦，可能你嘅人生價值即刻會跌到零。」對她來說，還有什麼比新聞更值得講的呢？

今天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聲援阿包的活動文宣上，寫著「fearless」、「selfless」，那刻覺得 selfless 這個字很美、很適合她。中文版的對譯是「無畏無私」，但可能這四個字被用得太濫吧，非母語的陌生感才突然讓人意識到：無私的具體表現就是 self-less，一種沒有「自己」的狀態。

因為 selfless，才能 fearless。2020 年國安法殺埋身，很多記者和傳媒機構都揣摩著採訪紅線，猜測誰會是第一個被清算的記者。但受訪時阿包努力回想：「真係無喎，無諗哩啲......」帶點茫然和歉意的笑，「都係不停諗點樣做好啲、點樣報道、點樣平衡各方意見，都係入港台以來一路做緊的，從來都唔係審查或者顧慮囉。」

如常報道，如常問問題、找答案，如常查冊，不意就走到警察上門的一天。被捕後她一直提醒自己冷靜理智撐過去，不喜歡上鏡但盡量接受訪問、將應該要說的話說完，「因為這已經唔係你一個人的事。」直到宣判、退庭，她才一下子哭出來。

時代要將這樣的一位記者定罪。她明白極權下做報道往往不能即時換來公義，甚至可能只帶來更多打壓；推著她往前的，一直是在採訪路途上遇見的別人，「我覺得受訪者比記者鼓起更大的勇氣，佢哋面對的壓力更大，都願意去同你講、提供協助，咁你點可以辜負佢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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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被捕前自己絲毫沒有揣摩政治紅線的危機意識，阿包自嘲，可能是過往被保護得太好。

她形容自己是個幸運的記者。中學時代就愛上《鏗鏘集》那種充滿人味的紀實製作，2005 年中大新聞系畢業，07 年正式入行，進港台負責社會時事節目，包括《議事論事》、《窮富翁大作戰》、2012 年起做《鏗鏘集》等，一直待了十年。「我上司、身邊的同事都不停話我知，港台是不會自我審查的，亦都無人會審查你，我就在一個大樹好遮蔭的年代下成長，好無憂無慮咁去追求自己的新聞理念。」

尚記得初出茅廬時做一集《議事論事》，追問六四 20 周年不同政黨名人的取態變化，被譚耀宗在立法會發言時點名其節目，認為他們針對民建聯而流露不滿，「當日在記者室就有其他記者話：『喂入面鬧緊你呀』。但係無喎，完咗返到公司無人話我，好似無發生過哩件事咁，節目照出街。唔會有人話，有人投訴你、我要停你職點點點。」

後來她希望更專注學習做調查報道，2016 年轉職傳真社（FactWire），「又係另一個很美好的機構。」入職第一單跟進的新聞，關於港鐵市區線新車及廣深港高鐵列車的中國生產商「南車四方」公司，報料人指「南車四方」早前替新加坡地鐵製造的列車出現裂紋、要退回青島維修，但不清楚新加坡一方退車的確切時間地點。傳真社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讓阿包和攝影師出發往新加坡的車廠核實消息，兩人通宵守候多日終於拍到涉事列車被運走的畫面。

「可能有啲機構會話，唔確定就不要去了，『兩個人去新加坡出 trip 知唔知幾錢呀？』去到又無嘢咁點？但掉返轉頭，你唔去現場又點核實呢？我會覺得，原來媒體機構可以有這樣的空間和包容，讓你去嘗試和失敗，唔一定要擔保生仔返嚟。」

那段期間阿包比較有系統地整理自己做新聞的經驗和知識。可惜到了 2018 年底，傳真社經營困難，她接受自願離職安排，以 freelance 合約方式回港台製作《鏗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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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阿包來說，關注的一直是怎樣將新聞這個專業做到最好。元朗白衣人兇狠的棍棒歷歷在目，很多看過《鏗鏘集》〈7.21 誰主真相〉的人都跟她說：「好危險呀你哋兩個女仔入村。」但當時製作團隊考慮的，主要是怎樣將報道做得恰當的技術問題、以及新聞倫理的討論。

「我哋係鉅細無遺到，上門時要點樣接觸對方，點樣問問題先會令對方覺得唔係 being offensive、或者覺得你單方面指控佢、唔符合 fairness、impartiality 的原則、或者覺得私隱受到侵犯；如果有人問點解我哋會有佢個人資料，要點樣清楚話到俾佢知等。」還有各種鏡頭取景、畫面處理等，每次開會長達幾小時。

「我哋討論好多哩類問題，而唔係處理……哇會唔會有人搵刀劈我呀、會唔會被警方拉，完全無諗過。因為我會覺得，個世界、個社會對傳媒的認知就係咁，就係一定有一班人鍥而不捨咁問問題、搵答案。我無覺得用了什麼特別進取、特別唔恰當的方法，而會招來一些後果或報復，問題反而是你做的事，經唔經得起守則或道德的挑戰和考驗。」

也許因為盡量平和、中立，攝製隊入了很多條村都只遇過一次惡言相向的驅趕，「叫我們『唔好留喺度、你走』，就係已經剪咗出街那個。大部份時間大家都好清楚我們上門的目的。」

鄉黑沒出來打她，但節目出街的四個月後，11 月 3 日，新界北區重案組探員上門拘捕，跟負責調查 7.21 案的是同一部門，「其實咁樣會唔會有利益衝突呢？」

阿包仍記得那是個很普通的中午，一時許，她一身居家服在家工作，忽然五、六個警員按門鐘，「無諗過係咩事，亦都無事先收到任何風聲，咁當然係好訝異啦。」她要求先換衣服再開門，但不到一分鐘、套上衣服都很勉強的時間警員就不斷再按鐘，「可能覺得我唔知會毀屍滅跡定做啲乜卦。」

警察進門後就警誡和拘捕她，警誡內容有清楚說明是關於〈7.21 誰主真相〉的報道裡、涉及哪輛車的車牌查冊上作出虛假陳述、違反《道路及交通條例》等，「我明白佢講緊乜，但係，當刻我好難接受到佢係一個事實。」

「其實你會……當下係好木然的，可能我係不停叫自己要冷靜，即係唔好輸囉，如果覺得自己無做錯事，我就唔會想在人面前流露出脆弱的一面，跟住我就一路都用一種漠然的態度去應對。好快就進入了務實討論，話要打電話俾律師，確保可以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先至搜屋，用好理性的 approach 去諗點樣對自己同敏感的材料最有利，將 damage 減到最少，所以就無乜感受的。」

警員搜屋後將她帶到長沙灣警署落簿，再轉往大埔警署錄口供。警車押送途中是阿包唯一生起一絲感慨的時刻，「突然諗起以前在內地採訪時，有次接觸完六四『天安門母親』之後被公安車押送我到派出所，當刻在車入面就重疊了那個畫面。我一生人被拘捕的經驗寥寥可數，而那個情景係好似，你坐在車入面，左右兩邊有警員夾住你。」

「於是我就感歎咗一下：呀，香港都去到呢一日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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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香港人來說，2019 年的 7.21 開始，我們已經一再地感歎過，香港去到呢一日了？

7.21 是阿包極度耿耿於懷的事件，即使已在事發後一星期及一周年先後做過兩次《鏗鏘集》探討，仍有太多問號。尤其讓她放不下的，是建制一方在 7.21 事件上很著意地宣揚另一套說法——由白衣人無差別攻擊乘客，改寫成黑衣人與白衣人混戰，再改成黑衣人合謀到元朗搞事挑起衝突，而這種說法在某個社群裡備受信服。

阿包記得，2019 年事發後監製已判斷到這件事將對反修例運動及整個香港產生深遠影響，於是翌日清晨，《鏗鏘集》攝製隊就撲入元朗問商戶取當晚閉路電視片段，希望趕在警方之先。結果有六、七家商戶願意提供，團隊金睛火眼睇片整理，一星期內趕出〈元朗黑夜〉，主要重組事發經過、追問當日警方部署、為何沒有警員到現場。

之後數月，反修例大事件浪接浪，同事們應接不暇，7.21 的未了問題唯有暫時擱下。「當時亦都覺得，好似已經睇晒閉路電視可以睇嘅嘢，或者睇唔到嘅就係睇唔到架喇。」

2020 年初，一方面留意到另一套論述在改寫事件，而且他們與〈元朗黑夜〉裡的受訪者仍有聯絡，當日被打傷的市民跟阿包說，到現在還未有警方安排認人，「佢好想知道究竟打佢嘅係咩人、點解要咁做？」他們決定一定要做一周年的報道。

「其實都好苦惱唔知點入手，就覺得不如返轉頭睇片啦。」第一年因為時間壓力，他們是以 2 至 4 倍速去看片段，這次逐格實時觀看，而且著意辨認服飾和容貌上較突出的人物，有系統地給他們命名、記下出現的時間、截圖紀錄等。四位編導在日常工作外，花了以月計時間將所有片段從頭到尾看一次；慢慢認出了白衣人集合的地點、衣服上的鄉委會標誌，又開始發現一些接載車輛可以辨認出車牌號碼，繼而梳理一系列相關人物和地址，逐個拍門拜訪。

她很感謝片中唯一願意上鏡、具名受訪的廈村鄉錫降圍的村長，而其他的白衣人，基本上都以各種理由拒絕訪問、或無法接觸到。亦有一、兩個是不想受訪，但願意在鏡頭後花大半小時跟記者們傾談，「好友善的，驚我們站在外面曬，仲特登拎把遮出來，表現得好 gentle 好有禮貌，你好難想像眼前這個人當日係出現過在現場。我唔知佢有無參與襲擊或者同人有肢體衝突啦，但我假設，唔係 100% 的壞人。我接觸到的人係好實在，當佢哋來得好實在的時候，你唔會好武斷咁去呈現或者去論斷件事囉。」

她很強調，〈誰主真相〉的出發點，就是沒有前設地去聽白衣人一方的聲音，了解他們當日為何在場、是否有組織或各別的目的，她相信真相只有他們願意講、才會拼湊得起來。「既然大家成日話我哋淨係報道被襲擊者、或者所謂黑衣人的故事，咁我哋好努力嘗試去搵一些辨認到的白衣人，希望佢哋願意講，這應該正正係批評者好想我哋做的事呀？」

阿包說到這裡時語氣平靜，好像這並不是一句反諷，就只是一個清澈如水的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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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捕就是告訴她，政權並不想、也不容許人問這些問題。

訪問在裁決前進行，阿包坦承自己仍身處事件當中、沒法整理感受；有時她努力搜索字句，然後又感慨，語言太貧瘠，事情也太荒謬。案件的審訊很短，雙方爭議主要在於《道路交通條例》的立法原意、「交通及運輸事宜」的適用範圍等法律觀點；辯方沒就有否查冊、是誰查冊等進行事實爭辯。

對阿包及所有新聞工作者來說，查冊是最平常不過的工序。是的，我查冊；然後，我有罪？阿包沒有自辯，上庭就只是響亮地說了兩次：「我不認罪。」她很感激資深新聞工作者區家麟的文章替她代言，「當下其實無好深思熟慮，就真係一個所謂廣播人的直覺，覺得講『唔認罪』太難發聲了，我希望好清楚表達我的立場，而佢篇文用一個第三者的 clear mind 去講到，哩單案在新聞自由上的性質同重要性。」

去年底她被捕保釋後港台將她停職，也沒提供法律支援，結果幾位朋友夾錢幫她聘律師。停職讓她多點時間照顧好自己，做運動、陪伴家人，「可能都係一個 blessing 嚟嘅。因為件事我無乜選擇權，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盡力希望不被佢影響，然後活出好的一面，這個好似係我一個無形的目標，我好努力朝著這個方向去做。」

她也感恩很快有行家朋友邀請她參與撰寫「旁聽反送中故事」的 facebook 專頁、又有人介紹網台〈喱騷〉的工作，嘗試在新媒體製作一些具社會性的節目。「我事後諗都好似好慘嘅，做記者好似......無乜其他人生的價值？我唔知呀，可能以前好快會用職業去定位同介紹自己，好容易去同人講『我係一個記者』咁。所以我好慶幸無咗《鏗鏘集》的崗位之後，好快遇到另一個相對壓力無咁大的崗位去做，亦都令我唔至於好迷失，一下子自我價值去到好低咁。」

判決後，阿包說她為《鏗鏘集》的 7.21 報道而驕傲。這報道為她和團隊贏來新聞獎項，也讓她惹上官司、留下案底；然而，她就 7.21 而想追問的所有答案仍懸而未決，所有受害人的公道亦遠未得到昭彰。

「係呀，我成日覺得，做新聞或者做調查報道，只係一個嘗試去接近真相的過程。真相係一件好複雜的事，佢可能由 100 個事實組成，我今次的努力只能夠核實 5 個事實，如果你知道背後有 100 個事實你就會覺得，哇這 5 個事實只係微乎其微的、完全不足以影響成件事的真貌，但我諗就係一個咁樣的過程囉，你一路無人去做、佢就永遠係一個真空。」

就 7.21 而言，她見到有人出書、有人找目擊者、甚至法庭種種瑣碎細節的審訊，都是重組真相的過程；而阿包還是期待，當一段時間過去、政治壓力減退後，會有更多當日在場的人願意將所見所知的說出來。「大家唔好輕視在這期間所發生的一點一滴。因為時間夠長、大家的努力唔消停的話，我希望會有越來越多事實可以建構到一個比較全面的圖像。你一放棄，其實就係佢停的一日了。」

文／林茵
攝 (Studio)／劉子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