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的戰役 ‧ 3】第一天已被定性「顛覆組織」　他們如何由八九、九七走到今天？

立場新聞 2021/06/03 18:25

    1996 年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演講台上懸掛巨幅直幡，「跨越九七」四個大字隨風飄揚，台前眾人舉起燭光，一字排開肅穆站立，當中，一個紮起白頭巾的人拿起咪高峰，逐字逐句宣讀手中悼詞：
    「八九民運當中的死難同胞們，還有 391 日，我們這片土地就會回歸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曾經屠殺你們的軍隊，就會在這裡耀武揚威；曾經將你們輾成肉醬的坦克車，就會在這裏橫衝直撞；曾經在你們身體射出彈孔的機關槍，就會在這裏對準我們的胸膛。我們只願意告訴你們，面對這嚴峻考驗，我們已經做好一切準備，沒有恐懼， 十分平靜……」
    現場直播的鏡頭凝定在那不卑不亢的臉容上，他是時任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他曾經估計，當晚是最後一次的六四集會，「回歸後，支聯會將會是首當其衝被打擊的、鎮壓和迫害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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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聯會成立初期已被定性為「顛覆、反共」組織。(圖：支聯會提供)
    「司徒華做了最壞打算，對九七不存有幻想，我們決定『反倒退，不撤退』，能站多久便多久。」支聯會常委麥海華憶述，當時會內常委成員，已作出被捕入獄、組織被取締的準備。
    改天換地以後，1997、1998、1999……香港人心動蕩，但支聯會每年舉行的六四遊行、集會，似乎都安然渡過。
    直至 2020 年，權力亮劍殺人一個措手不及。國安法壓境後仍選擇參選的支聯會常委，向記者表示，已作出被捕入獄、組織被取締的準備。
    是歷史重演？不盡然，只是他們都知道，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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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高志強

    六四由「風波」變「暴亂」 何俊仁：有責任叫人記得   

    「可知道『六四事件』的定性轉變過幾多次？」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問道。
    上月 2 日，洗刷港大「國殤之柱」的紀念活動上，何俊仁站在記者面前，捧讀中國官方今年 2 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書內提到六四是一場「反革命暴亂」：「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於六月四日採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了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
    他說，六四當年曾被官方稱為「動亂」、「叛亂」和「反革命叛亂」，後來轉變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六四事件」，最近則定性為「反革命動亂」。
    「當時指揮軍隊鎮壓的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要將六四這事件淡化。」他續說，「北京人民會說，是共產黨宣稱『槍是用來對付敵人，殘殺學生沒有好下場』；以往北京亦未曾受過戰爭破壞，即使是平津戰役，軍隊亦不需要進城；可是，六四當時軍隊槍殺普通百姓，即使鄧小平說殺二十萬人也要穩住政權，實質上他是知道這是不光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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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年 6 月 4 日下午，20 萬港人參加跑馬地舉行的黑色大靜坐，聲討中共血腥鎮壓。（圖片來源：支聯會網站）
    「後來他要修復人心。有些人，一定要他們坐監，例如王丹、王軍濤等，但他們坐幾年就出獄，對比劉曉波或伊力哈木的終身監禁，他們判得不重。然後，中國加速改革開放，並將事件定性為『八九事件』、『八九風波』。」
    他認為，近日六四定性再轉變為「反革命暴亂」，亦是政權欲藉中共百周年去淡化歷史。「事實上，這是一場屠殺。」當年的槍聲成為永遠的夢魘，他慨嘆沉默的人使事件失去歷史的話語權。
    「支聯會的責任就是叫人記住這段歷史。」他舉例，早年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提交平反六四議案，辯論期間，民建聯的議員總是鴉雀無聲，對動之以情的陳詞不加回應，到最後一刻才投反對票，否決平反六四。「或許當時田北俊會說幾句，指如果沒有六四，就看不到中國二十年的穩定繁榮的發展。但這是道理不通，大是大非的問題，政府不敢回應，民建聯、工聯會不敢回應，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是一根刺。」
    「這件事，大家可以辯論，但不可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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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仁表示支聯會不會解散，自己也不會退出。他受訪後不久因8.18、10.1 案共被判囚 18 個月。

    成立初期已被定性「顛覆、反共」組織

    每每跟政權對着幹、拒絕遺忘歷史的支聯會，九七前已作被迫害、被取締的最壞打算，並非沒有根據。司徒華在《大江東去》提到，「支聯會從成立之初，北京政權以各種方式，向他們施加壓力。」
    支聯會成立不足一個月起，它已開始受到親北京輿論「圍攻」：1989 年 6 月 12 日，時任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針對對港澳問題發表講話，警告港人勿干預大陸內政，並表示：「……不允許有人利用港澳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7 月 21 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艾中的〈「一國兩制」不容破壞〉一文，指斥支聯會為顛覆組織，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央的基地；8 月，中國外長錢其琛與英國外相馬卓安和在巴黎唔談，當時有指「中國外交部會就一些人和組織策劃要使香港成爲反共基地的事，向英國方面進行了交涉。」
    同年 10 月 1日，《百姓半月刊》指出，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約見司徒華，力陳過渡期香道港極為敏感脆弱，若中港關係惡化，難保一國兩制的支票順利兌現，因此遊說被大陸視為「反革命」的支聯會解散。
    同月，基本法諮詢委員羅康瑞亦公開呼籲支聯會自動解散，表示支聯會已被中方定性爲「反革命組織」，而該會支持中國民運的目標亦不復存在，理應解散。他形容此舉並非為遷就中方，而是港方採取主動，以改善中港關係。
    亦是同月，時任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及副主席李柱銘，一同被中止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職務。
    1990 年 2 月，港澳辦傳召英國駐華大使館官員，席間讀出中國官方授權的書面文件。2019 年，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前往倫敦發掘英國解密檔案發現，港澳辦代表當時言談間將支聯會定性「顛覆組織」（subversive），批評支聯會計劃發動一系列「反華活動」（anti-Chinese activities），並直斥支聯會準備在當年 4 至 6 月舉行一系列活動紀念六四事件，都是旨在顛覆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就連港英政府亦有意見。六四一周年後，時任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應港督衛奕信要求，約見司徒華，要求解散支聯會， 以掃除中英關係的障礙。司徒華當然沒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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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六四兩年周年。（由右至左）李永達、司徒華、劉千石、何俊仁帶領遊行。（圖片來源：《功成必有你在》華叔紀念集）

    成立註冊公司   在一國兩制下做合法事

    面對連串嚇唬和炮轟，時任主席司徒華曾在 1989 年 11 月接受《解放月刊》訪問時表示，支聯會是否解散，要看兩方面，第一是因違法被起訴，由港府宣佈取締；第二是支聯會內部認爲需要解散，「有些人以委曲求存爲理由，認爲支聯會應爲着大陸與香港關係大局着想而解散，如果支聯會委曲求存，將來中共在第二方面態度又强硬，試問能委曲求存多少次？」
    時任副主席李柱銘亦回應：「中國領導人要明白這就是一國兩制。目前一些指支聯會是顛覆組織的『證據』，其實是支聯會行使言論自由而已。支聯會的存廢即使在九七後，也只能由本港法律規定。支聯會並非搞對抗，其所做均是法律允許，只是中國不喜歡。」
    另一邊廂，支聯會則在實務實幹地策劃組織細節。首先是註册成立一間公司，講求制度化、合法化，不會因受壓而無法律依據下解散；並定明宗旨為推動中國的民主，由時任秘書何俊仁負責相關法律工作。
    何俊仁對當時的籌劃工作印象猶新。在 1989 年 5 月底那星期，他整天都在聯絡義務律師和朋有研究章程。及後，他會見公司註冊處處長，給對方批閱條文。當時的處長得知支聯會要進行籌款，特別要求他們將一些重要條文寫入章程。由於行政手續需時，當時暫只可以申請一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商業登記證明。輾轉間，他又跑到稅務局和銀行辦理各項手續。
    「當時銀行給我開戶口，可以收取捐款，5 月 27 日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點解籌得二千幾萬，也是因為有個戶口，那是相當難得，那時每日都做十幾個鐘頭，又要開會。又要上街遊行，又要做文書工作。但我知道這間公司的敏感性，後來有好多文件要簽署，我都一直做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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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歌聲獻中華（圖:支聯會提供)
    在應對打壓之際，與同路人在抗爭路線的分歧和矛盾，亦需要及時的危機處理。六四事件後幾天，香港社會上有人主張擠提中資銀行，甚至購買軍火、發動革命等行動，支聯會開始擔心有難以估計的事情發生。「那幾天，香港政府告訴我，上面派來很多的人，他們住在酒店，全都是單身男人，我們擔心會有衝突。」何俊仁憶述。
    麥海華亦記得那幾天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最初考慮發起全港三罷，罷工、罷巴士、罷課，但前一晚發生旺角騷亂（碧街事變），有政府高層跟華叔說，『危險喎，如果你咁搞法，搞亂檔就入你數喎』，於是我們決定取消三罷，決定釐定一個清晰目標，等大家有個依從，以免運動走歪路。」這個「清晰目標」，就是組織沿用至今的「五大綱領」。
    換言之，歷年引發爭議無數、國安法下更成為建派制炮轟對象的「五大綱領」，最初其實正是支聯會應對組織解散危機的策略。

    確立五大綱領  穩定組織  低調進行內地支援工作 

    支聯會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最早出現的對外記錄，是在 1990 年六四一周年的燭光集會場刊內，跟額外四句口號（悼念六四英魂、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民力量萬歲）並列，亦是當年的集會主題，但尚未稱為「綱領」。而在翌年燭光集會的大會宣言內，它則稱為「五大目標」。
    那麼，它是如何成為「綱領」？時隔 32 年，大部份受訪常委對當時的確立過程印象模糊，或說法不一。
    支聯會職員協助《立場》翻查 1989 年至 1991 年常委例會與會員大會的會議記錄，發現當年並沒有就「五大綱領」寫入議程內，反是在 1990 年 1 月，常委趁着新一年開始，在例會上討論組織的未來方向。當時常委進行形勢評估，方針及策略討論，促成「五大目標」或「當前路向」。及至 1990 年 8 月，支聯會舉行新一屆常委選舉，「五大綱領」字眼首次出現在李卓人和麥海華的參選政綱內。
    何俊仁表示，「五大綱領」的構思有一個邏輯，「第一個主題就是『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開槍要負上政治責任同法律責任，跟住『釋放民運人士』，這三個是一體的；接着的『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就是長遠的發展，並非是一夜之間要變天，更加沒提過話要用暴力去改變當時的憲制安排。」
     
    2008 年六四燭光集會。(攝：Victorian) 
    其中今天在國安法下最受爭議的「結束一黨專政」，不少常委均指出處來自「四五行動」在遊行集會所展示的口號。成立於 1976 年的四五行動，最早發起聲援北京學生的一場行動，是於 1989 年 5 月 14 日在天星碼頭舉行「關注中國民運」靜坐集會，當時的北京學生正在天安門絕食，要求與政府對話。當時大會發表聲明，呼籲「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實行真正民主選舉，人民言論、結集社會自由、釋放政治犯」。
    何俊仁指出，「結束一黨專政」是指，中共領導的管治方式是多黨合作制，但出現一個專政的趨勢，支聯會的目標是建議共產黨透過選舉去贏取政權，贏家執政。
    五大綱領以外，支聯會亦已在早期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時任會副主席張文光在 1989 年底為除夕集會撰寫的大會宣言初稿時提到，「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促使當權的法西斯集團，在民主和法制的渠道下台」，不過正式場刊中則刪掉此句。蔡耀昌則引述不少常委指，過去的遊行集會，司徒華經常在台上呼籲群眾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或遊行中途遇到有人掟水彈，亦要「慎防挑釁」。

    1990 年 1 月常委例會會議記錄（節錄）：

    形勢：
    - 東毆民主改革浪潮，打破了共產黨政權迄立不倒的神話，增強組織者的工作信心。
    - 鑑於東歐國家紛紛邁向民主，使中國在國際上更形孤立，導致它的行為更趨保守，更加強對香港的控制。
    - 中英雙方關係仍希望友好相處，更要兼顧九七後利益。
    - 香港民主派力量日漸壯大，部份群眾會因支持支聯會從而支持推動本地民主。
     
    方針及策略：
    - 作為長期支援運動，實行多中心、多元化的策略，舉辦活動，大小兼備，形式多樣化。
    - 繼續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主張和平演變，而非暴力推翻專制政權。
    - 口號的底線建基於打倒鄭李楊，及主張結束一黨專政。
    - 嘗試探討打倒鄭李楊的對策，及有心理準備跨越九七。
    - 本着放眼世界，寄望中國、立足香港的態度，採用細水長流式和急風驟雨式的工作方法，配合形勢而推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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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六四」一周年集會場刊。內有九句口號，當中有「五大綱領」字句。
    「五大綱領」除了是支聯會應對組織解散危機的策略，亦是組織延續群運動的理念方針，講求「長期、細水長流」支援民運；及今天被指「行禮以儀」的活動形式，在當年方針所寫的「大小兼備、多樣化」。
    同一時間，支聯會亦協助流亡民運人士。工作主要由人權及援助部處理，最初負責的常委是朱耀明牧師和楊森。礙於工作上的敏感性和危險性，行動採取低調方式進行。支聯會沒有開宗名義表明參與「黃雀行動」，在每年工作報告內，交代「協助民運人士在港期間尋求合法的政治庇護」。
    何俊仁對當年支援流亡民運人士的工作只作簡單交代，「『黃雀行動』是民主運動的一部份。不過支聯會本身，我們有一點限制，我們沒有網絡，而且本身我們的運動是集中在香港。」蔡耀昌則表示，當年曾有記者向司徒華查詢「黃雀行動」的細節，司徒華卻不作回答，接着記者表示那是很多人關心的事，司徒華便說：「你不只是一個記者，你也是一個人。」接着也再沒回答。
    何俊仁在其自傳《謙卑的奮鬥》一書內，有較多的描述：「民運人士潛入香港後，支聯會提供協助和照顧，特別安排在新界新屋嶺的地方，跟這群要求政治庇護的人士進行徹底仔細的調查，以確定他們的政治難民身份。支聯會四出找安全地方讓他們棲身之餘，更向多個駐港的外國编事館求助，請求他們暫時收留這群民運分子，最後，所有有領事都提供援助。美國領事選擇收留較出名的民運分子，法國領事反倒不計較身份及背景，一律收留。」
    人權及援助部後來成為維權部，關注中國被捕異見和維權人士的狀況，如傘捕者，709大抓捕維權律師；推動廢除「煽動顛覆國家罪」和酷刑等，近年由蔡耀昌、何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負責。維權部的工作報告，交代遊說聯合國代表關注中國人權狀況、在臉書發佈民運及人權訊息等，至於對內地良心犯的實際支援不作詳述。「我們不多講，他們的安全比較重要。都是人道支援，不方便講。」何俊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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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支聯會提供）

    九七前後打壓不斷

    1989 之後幾年，支聯會算是在風平浪靜中渡過。直至九七前後，又再翻起了風浪。
    1996 年任中大學生會會長的盧偉明憶述，每年五六月，學生會都會參與支聯會的報章聯署，但那一年討論特別激烈，「好多同學都有擔心。有人會問：追究屠城責任，嗰邊係咪成個成都殺清光啊？呢啲字會唔會用得唔好啊？我簽咗第日會唔會搵唔到工？如果我考公務員會唔會俾人落黑名單？」結果，當年中大學生會否決聯署。
    何俊仁記得，當年被問到支聯會能否過渡到九七，他只覺得，有道義責任要承傳下去，就算有風險都要冒險。
    蔡耀昌也記得，當年支聯會呼籲市民，如果九七之後，支聯會被取締，沒有人去號召六四集會，大家就自行到維園燃點燭光，悼念六四。
    1997 年主權移交前夕，官方亦曾向支聯會作出阻撓。當時，丹麥雕塑家高志活為「六四」八周年製作高約 7 米的「國殤之柱」。初時市政局否決申請，不准「國殤之柱」在 6 月 4 日擺放在维園足球場，後經請願才借出場地，6 月 4 日晚會後，「國殤之柱」送往港大，再遭港大校方及警方阻撓，凌晨約 3 點才成功搬進校園。「那夜凌晨，我收到校方電話，我說（如果）當時的學生不願離開，阻撓只會變成一件好大的政治事件。」何俊仁憶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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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偉明記起司徒華說過：「堅持到底就是勝利」，所以他一直留在支聯會，為八九民運出一分力。
    九七後，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接受傳媒訪問時，公開呼籲港人「協助國家強大，放下六四包袱」，甚至作為候任特首時，已三次約見司徒華，要求停止悼念六四；繼任的曾蔭權亦有同一論調，2009年在立法會接受質詢是否支持平凡六四，他表示「事件發生至今，國家發展驕人，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但我們不唔同意，因為道義上我們要揹起。對一個民族的包袱，我們唔應該放低。」何俊仁說。
    2010 年 5 月底，支聯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民主女神像，其後被警方沒收，坐在地上保衛女神像的多名支聯會常委亦被拘捕。其後女神像獲歸還。同年，社會正值討論政改方案，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時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先後勸說何俊仁淡出支聯會，何俊仁接受《立場》訪問時表示，他當時拒絕，認為信念的東西不能改變。
    近年，六四紀念館經常遭遇來歷不明人士騷擾。「那些人走入來，說我們瞞騙群眾，散播錯誤訊息啊；又說（六四）都沒有死過人，死幾多人能否拿出證據來？又有人打電話到消防局，叫人來巡查，說六四館的單位有燒焦的燶味。」麥海華說，六四紀念館網站，更曾經在六四25周年前夕，遭黑客攻擊。今年 6月 1 日，食環署人員到「六四紀念館」調查，指支聯會未領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即日閉館。
    此外，九七前後，部分支聯會常委或被沒收回鄉證，或被拒入中國境內。例如 1993 年 8 月，蔡耀昌陪同六四工運領袖韓東方返回內地，被沒收回鄉證，事後兩次申請均被拒絕。直至他加入力主溝通的普選聯做副召集人後，2016 年才獲發還回鄉證。1995 年，何俊仁申請續領回鄉證，中旅社不受理其申請，並把原證及申請費退還。李卓人則在 1989 年後沒有再前往中國，但有市民與他同名，進入中國被短暫扣留或被沒收回鄉證；而 2019 年，以往經常往返中港兩地進行協助維權工作的鄒幸彤，亦多次被拒入境。「在落馬洲管制站，突然被欄截，帶去一個細房，隨後便叫你返轉頭，不能過關，好幾次『闖關』不成功。」鄒幸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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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何俊仁和鄒幸彤到石壁採望李卓人，惜無功而還。

    20 常委減至 14   作被捕入獄準備

    九七後，支聯會未有即時成為被取締的對象，可能只是因為暴風雨前夕的時間比想像中漫長。
    去年六四，警方以疫情為由，禁止支聯會舉行六四集會。當晚進入維園的支聯會常委，被控煽惑未經批准集結，多名民主派亦因參與非法集結被控，部分人已被重判。今年警方再次以限聚令為由，禁止支聯會舉行六四遊行和集會。
    上月 13 日，何俊仁在其 10.1 案審訊前夕，與鄒幸彤前往石壁監獄探望李卓人。車上何俊仁說正忙不開交 — 要準備自己入獄，跟進朋友案件，接受訪問。
    還要準備支聯會的六四講座。
    「題目是 30 年中共的管治，好多資料，從 1949 年開始講，土改三反五反、三面紅旗大躍進，說到文化大革命，跟住到四人幫管治，這麼就 30 年，說所帶來的傷害和影響。」何俊仁說。「坦白說，歷史講座，較少人聽，並不敏感，不用驚弓之鳥。」鄒幸彤回應。「因為你不認識中國歷史，你便不懂得中共，繼而不會認識香港。不過，咁我都領嘢（要入獄了），但是，大時代就是這樣，沒辦法。」
    去年年底，支聯會選出新一屆常委，國安法下意味他們要承擔起最大的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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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數月討論、形勢判斷，支聯會眾人決定精簡架構，把常委名額由 20 人縮減至 15 人。盧偉明說，會上曾有人提出減至 3 人、7 人，麥海華指印象中有人提出 11 人，後來因擔心縮減一半令社會輿論憂慮，因而作罷。他續道，之所以減人，一方面因為組織運作上毋需這麼多常委，另一方面是基於風險考量，「支聯會都會係其中一個被攻擊或者被取締嘅對象，我哋係有心理準備。」
    結果，今屆支聯會常委選舉，僅 14 人出選，當中 8 人身負六四案。諮詢會歷時一小時，各團體代表顯得憂心忡忡，提問圍繞應對國安法、擔心常委安危、支聯會未來發展等。
    決定留下來的人，各有不同原因。
    受訪後不久因8.18、10.1 案共被判囚 18 個月的何俊仁說，這是道德責任，而且已經年邁，入獄沒有所謂。「我要親眼同睇住呢個社會點樣改變，亦都有好多同我一齊成長嘅人都唔會離開。30 年來都咁和平，舊年（悼念六四的人）都和平分散在不同地方。你現在要我哋坐監，我唔會覺得坐監羞恥， 困我們入去嘅人先羞恥，全世界都會睇到，離唔離譜？」10.1 案獲緩刑，暫時仍自由，但也要面對六四案審訊的蔡耀昌說，「我哋叫自己做『八九一代』，支聯會要守下去，我是責無旁貸。」
    隨着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被囚，剩下來的副主席鄒幸彤愈走愈前。她覺得香港公民社會底子好一點，人心仍在，不至一瞬間萬馬齊暗，因此更需努力。亦因為本身的人權工作經驗，見過維權人士所經歷的苦難，她早有準備。「劉曉波說過，搞民主運動的人要坐監，就等同農夫要種地，工人要去工廠打工一樣。」同樣要面對六四案審訊的她，已作了入獄的心理準備，並預期日後會在牢獄進進出出之間，繼續支聯會的組織工作。
    另一位在時代中走到前沿的常委盧偉明，自言是個深思熟慮的人。2002 年他曾透過公民抗命反對《公安條例》，被判守行為三個月；這一次他表明，「由細到大，都聽華叔講:『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希望自己仲有個位置去幫八九民運去做一啲事。」麥海華唯一寄望趕在 6 月 11 日六四案判刑前，完成六四網上博物館，留一筆歷史記錄。
    反送中後，身兼區議員的梁錦威一度掙扎，是否應留更多時間給本土抗爭，又覺悼念六四的意義比過去更強，「因為佢係一種記憶嘅傳承，所以我最後決定咩都唔變，繼續做常委。」常委趙恩來同樣是區議員，「主權移交後，（支聯會）有另一重意義，係一個自由指標，幾時冚咗，唔俾搞集會，咪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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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自行解散  有難才要團結

    世事跌宕，波瀾不絕。支聯會創會初期被連番「圍攻」，九七前，組織估算會首當其衝被迫害、取締，後來暫時無恙；今年形勢更險峻，兩名核心李卓人和何俊仁相繼入獄，未來六四案再有多名常委可能被定罪判刑。
    6月1日，香港民意研究所公佈在5月中旬就六四事件進行的民調結果，有28%認為「應該解散支聯會」，是有紀錄以來新高。有見近日不少政黨組織先後解散，不少人均關注支聯會會否有此打算？還是預期日後將被取締？
    對此，何俊仁斬釘截鐵地說，「我只能夠講，我們是不會解散支聯會，我亦都不會退出。但它會不會被解散，是一個問題，這並非是我們數能控制得到。因為我們從無見過法律制度變得如此扭曲。我們只能盡量做到組織不會被迫解散，繼續做有意義的事。」
    麥海華則認為，國安法下，政權可能就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或「結束一黨專政」口號作出指控，繼而取締組織，因政權從來都懼怕有組織有力量。但他強調組織不會自行解散。「我們多年來能夠堅持落去，是唯一一個組織，大家都信賴，大家都覺得我們有理有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組織。」他認為支聯會發揮作用就算不大，但存在始終有一定意義，「能夠堅持落去，亦會是一個香港人心不死的指標。」
    他們選擇堅持，但亦有人選擇退下。支聯會在全盛時期有二百八十個屬會，今年數字下降至不足二百，算是輕微「退會潮」。四月，梁耀忠議員辦事處結束，並退出支聯會，起碼至少八個區議員辦事處退出。
    但社民連卻偏偏逆勢而行，選擇加入。「咁多人喺咁大壓力下跳船，我哋應該穩定返架船。」社民連成員曾健成只做了十年常委，隨後退出民主黨和支聯會，但民主台、曾健成個人辦事處一直是支聯會成員。他說，聽聞退會潮後，社民連四月某次行委開周會時，不知誰提出動議加入支聯會，吳文遠、黃浩銘、陳皓桓等人全部一致通過，「有難時才更要團結，現在我們死剩種都係互相支援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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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支聯會常委會議後合照，當時李卓人已在囚，未幾何俊仁亦入獄。

    華叔預言失效？  「真係預計唔到」

    2009 年六四 20 周年。時任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訪問北美，在波士頓哈佛大學的講座中，一位觀眾提問：「甚麼時候，才會平反『六四』？」這個問題，過去記者多番提問，司徒華都沒有回答。
    不過，當天他終於回答：「或會在 13 年後的 2022 年。」
    事後，司徒華在《蘋果日報‧論壇》（2009 年 8 月 12 日）撰寫分析，當時他認為，「平反六四」是中國政治變革的開始，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而這變革，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減低抗爭代價，成功的機會也較大，能保持社會的穩定，再有由下而上的配合。於是，他再推算，到了 2012 年，胡溫都卸任，再沒有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樣的具權威人物，可欽點最高領導層。到時，內部的權力鬥爭必定會激化，出現權力的轉移；再到 2022 年，接替胡溫的最高領導層也要卸任，到時內部權鬥越演越烈，當中，或會有沒有鎮壓「六四」的血漬的一方，利用「平反六四」來打擊對手。
    他的分析，還有兩點。有見當時的維權事件、資訊網絡、宗教活動等，正積聚著民間的公民力量。在 2022 年，這一股力量由下而上，將會配合權力鬥爭的一方，響應政治變革和「平反六四」。然後他數算一下，蘇聯由 1917 年成立到 1990 年解體，結束一黨專政歷時 73 年；那麼，中共在 1949 年奪得政權，到 2022 年剛巧也是 73 年，有着歷史巧合。
    他在文中還補上一句：「我不是算命先生，不能把時間算得那麼準，只是提出一個可能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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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 12 月 9 日，支聯會舉行聲援民運領袖王軍濤及王丹的集會活動。
    今年已是 2021 年。司徒華的預言是否失效？
    盧偉明坦言，目前的政治形勢超越了他對香港的想像，何俊仁亦劈頭說道，「呢個世界我都預計唔到。」
    何俊仁說，司徒華是一個言行謹慎，凡事都傾向悲觀去判斷形勢的人，但世事往往難以預料。
    「我記得係九六年、九七年的時候，佢講過，雖然民主派贏咗 31 席，表面可以執政，但大家唔好諗住執政。往後廿年來都無得執政，原來佢係樂觀得滯，仲講執政…」
    「因為我哋將會身處監獄。」
    撰文︱蕭曉華
    採訪︱蕭曉華、鄭祉愉
    攝影︱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