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口龍介的電影好看得來，總是有點「趕客」。

新戲《DRIVE MY CAR》，文藝電影3小時的片長，是對觀眾耐性（和脊椎）的考驗。但最大的考驗，其實是我們能否放開自身對於語言、人性的認知和理解，像一張白紙，進入這個關於人與人互相了解、互相提醒的溫暖故事。

要喜歡上他的作品，或多或少都要有一點相似的經歷，才能從寫實與奇想之中獲得共鳴，跟隨他的緩慢步伐，來到異邦。

就算你從未聽過這位導演的名字，應該都對《偶然與想像》這部好評小品有點印象吧？（見前文：濱口龍介《偶然與想像》：偏離正軌的文學奇想）上回是三個短篇故事，格局細小但細膩動人，奇奇怪怪中見證善良戰勝惡念的一個個微小關口，生活可長可短，重要的是每個偶然當下的抉擇與想像。

今次《DRIVE MY CAR》未上映前就呼聲極高，受惠於外國影展的獎項肯定，不少人都抱著比《偶然與想像更高的期待進場；加上濱口龍介、村上春樹、西島秀俊等名字的叫座力，《DRIVE MY CAR》早在亞洲電影節時已經成為演唱會級別難搶飛的場次。

近年在大銀幕上看到村上春樹的作品改編，《DRIVE MY CAR》之前，就有韓國導演李滄東執導的《燒失樂園》（Burning, 2018）。記得當時看完《燒失樂園》後意猶未盡，當晚就立即看了村上寫的原著篇章「Barn Burning」（1984年推出），結果發現雖然同樣好看，電影和小說卻是兩個相差甚遠的作品。電影中加入了韓國社會的隱喻、夕陽下起舞等影象語言，亦有很多虛實並存的迷幻處理，明顯絕非要「忠於原著」。

今次濱口龍介在《DRIVE MY CAR》中亦不見有此意圖，糅合多個村上春樹短篇故事中的不同元素，將故事架設在廣島、劇院、垃圾場、北海道等別具意義的地方，創傷、生還、311後遺等符號比紅色汽車還要耀眼，加上委婉含蓄的日本民族性，串連起來的是一貫的濱口式濃厚人文關懷。

與其說這是根據村上春樹小說而改編拍攝，不如說是作為書迷，濱口龍介用一部電影來回應他從村上文學世界之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遂寄語亂世疫情下的世界，往後的路該如何面對。

《DRIVE MY CAR》的故事，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歸納和評鑑，更遑論當中加入了很多在劇場排演的場口，似是隱喻，又可以是單純、沒有附加意義的圍讀，聲音與想法似是碰撞，又可理解為擦身而過，各自表述。

如同戲中女司機美沙紀（三浦透子 飾）與乘客家福（西島秀俊 飾）的關係，一直都有一種刻意維持的疏離感，傳統地日本式的保持距離，也是出於對自身內在的保護心態。細小的車廂內，迴盪著亡妻的遺世之音，詠歎者已逝，解讀的人卻是鮮活的，各自從自身的人生經歷中出發，一步步互相走近。

隨著故事推演，二人都極力維持著安全而可以掌握的賓主關係。看似錯開、割裂，但如果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單是每日往來劇場的車程中，有些東西還是不動聲色地發生了變化。是對亡者的投射，也是對在世者的委身托附，無以明狀的相似性，只好用雙雙舉起的一口香煙來共同享有（全片最浪漫的一幕）。正是因為當人一旦想用語言去捕捉，那些微細的觸動便會嗖一聲消亡。

常言「有話直說」，但原來溝通也可以是超越語言、聲音的理解過程，今夏林奕華的舞台劇《一個人的一一》就有將重複交錯的演員對白混合成音樂的藝術呈現，說話本身可以只是一種「聲音」。

《DRIVE MY CAR》更進一步地背棄執重於聲音、固定語言的溝通方式，一眾演員在戲中不斷要互相不理解的語言對戲、交談，最終由一位手語使用者的無聲獨白來收束高潮，無聲勝有聲，做法放之於電影載體又別有一番風味。

播放著亡妻聲音的車廂、懷疑著妻子忠誠的丈夫、意圖不明地靠近的外遇者、擅闖進駕馭座的女司機。這些極具村上春樹色彩的符號，放到濱口龍介手上，又交織成一份嶄新而完整的文本。

題眼 "Drive My Car"，重點正是在於他者的介入，由他人短暫掌舵，讓本來日復日的「正常」脫軌而出，產生「偶然與想像」。不是因為我們軟弱，才需要那麼一點點的外力。事實是，我們都需要繞個圈，才能從他人的創傷之中，窺見自身不願意直視的坑洞，帶著彼此擦肩而過所衍生的熱力，各自啟程。人啊，畢竟都是不能獨自存在的個體。

雖然未必能滿足書迷、影迷的極高期待，但這部電影還是讓我有一種跟車隨行的感覺。仿佛濱口龍介是我的司機，一小時的車程中，他用他擅長的速度，帶我觀覽著車窗外的風景，聽著他循環播放的音軌獨白。在他的電影世界中，原來紛飛的垃圾都可以看成飄雪。

這是非常適合展露內心的私密一瞬，我們尚未離開都市，卻身處於最常見的半私密空間。帶著昔日的創傷，我們無聲傾訴著，流動著，逐漸走出那個無力回天、不忍直視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