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你打開公司電郵，人事部通知你，經濟不景氣，今年雙糧只有三分之二個月。你隱約記得，合約上訂明，員工享有「第十三個月」的權利。

作為員工，你會怎樣做？

這不是虛構情節，而是發生於 2002 年的英國航空公司（香港）的真人真事。當年，受影響的空中服務員透過工會入稟法庭，向資方追討被抽走的三分之一個月雙糧 — 而結果，勞方勝訴。

無論公司再多不是，打工仔起來控告老闆，聽起來也叫人感到匪而所思。你不怕失掉工作嗎？光是在公司被針對都夠慘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工的還是少出聲為妙……

勞資雙方往往置於對立面上，出錢的就是主人，收錢的就是奴隸。面對公司不公不義的對待，有幾多工人願意站起來？然而，沒有人是天生的主人，也沒有人註定是奴隸。主奴概念是互相依存，黑格爾提出的「主奴辯證法」已明言，「當奴隸不再承認主人，主人的概念便不復存在」，應用於勞工議題，也就形同肯定了勞方積極反抗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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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運動 (Larbour Movement) 起源自 19 世紀初的歐洲，工業革命以來，農村人口往城市遷移，於工廠從事生產。工人群起組織聯盟，要求資本家正視他們設立休息日及改善工作環境的訴求。香港最早的工會 —「聯聚工會」，也在清道光五年（即 1825 年）成立，是為洗衣業工人的聯盟。清末之前，活躍於香港的工會，已經有超過十個，涵蓋：建築、船務、印刷等行業 ^[1]。

二戰初期，香港工會一度式微，直至後來政治力量介入，左派右派各自成立職工會聯繫基層市民，情況持續至今。根據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 2014 年的年報 ^[2]，現時四大工會聯會系統分別為：

香港工會成員超過 80 萬，參與率為 23.24%。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同期統計數字，香港勞工的職工會參與度，與英國 (25.1%) ^[3] 接近。

人數雖眾，但並不代表香港勞工議價能力強大。

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公約規定，勞工享有自由結社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三項基本權利。回歸前，立法局議員李卓人提出《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並於 1997 年 6 月26 日獲得通過。職工會會員人數超過企業內員工人數的 15%，並獲得企業內超過 50% 的僱員授權，僱主必須承認該職工會，並與該工會進行談判。

然而，回歸過渡期組成的臨時立法會，卻在同年 10 月 29 日，以「對特區政府運作造成障礙」為由，廢除《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集體談判權的議案，至今在立法會仍未通過，以致勞資談判成為非法律責任的要求，工會的影響力亦受限於此。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講師丘梓勤形容，集體談判權的缺席，「令工人難以在平等的平台與資方溝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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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勞工並沒有因此放棄爭取權益， 2007 年的「紮鐵工潮」和 2013 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分別為香港戰後第二及第一長時間的工人運動。前者爭取合理工資，後者要求改善工作環境。兩者勞資雙方最後都達成共識復工。

本月初，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下稱「空總」）發起集會，回應特首梁振英向航空公司職員施壓，以「特事特辦」方式處理其女兒的行李，並促請民航處公開交代「同行同檢」的程序安排。

過往工會集中爭取工人會員的權益，如人工、福利、待遇等，今日我們見到空總集會，介入社會公義的議題。為了個人切身利益，工人憤怒地走出來，我們不難理解；為了行業專業、社會公義，工人再次示威集會，那是甚麼變化？回到工人作為個體，拋頭露面，走上街頭，當中又克服了甚麼？

《立場新聞》將訪問空總屬下三個航空業工會的成員，聽他們親述一個個打工仔站出來的故事。

文／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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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奕 (2013)，《香港工運史（簡篇）》，利訊出版社。

[2] 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 2014》，2015 年 9 月，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rtu/ASR2014.pdf

[3]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de Union Density",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UN_DEN

[4] 丘梓勤 (2014)，〈集體談判權缺失 勞資平等溝通成疑〉，http://www.hkctu.org.hk/cms/images/userfile/file/Collective%20Bargaining_yau_kze_kan.pdf